三

    這一部分我們主要從體裁和語境要求來研究借對的認定。

    就體裁而言，近體詩中律詩和排律必須有對仗，律絕則不是必須用對仗。而在律詩中，也不是要求每一聯(lián)都對仗，通常情況下，頷聯(lián)、頸聯(lián)要有對仗，而首聯(lián)和尾聯(lián)則不是必須用對仗。排律的首聯(lián)和尾聯(lián)不是必須對仗，其他部分要對仗。如此說來，人們因為追求對仗工整而生發(fā)的借對，主要出現(xiàn)在律詩和排律的中間部分，而不大可能出現(xiàn)在首聯(lián)和尾聯(lián)。

    出現(xiàn)在律詩中部的，如白居易《西湖留別》：“征途行色慘風煙，祖帳離聲咽管弦。翠黛不須留五馬，皇恩只許住三年。緑藤陰下鋪歌席，紅藕花中泊妓船。處處回頭盡堪戀，就中難別是湖邊�！贝嗽婎h聯(lián)“翠黛不須留五馬，皇恩只許住三年”中，“皇”借“黃”與出句中的“翠”相對。出現(xiàn)在排律中部的，如唐代張喬《試月中桂》：“與月轉(zhuǎn)洪蒙，扶疎萬古同。根非生下土，葉不墜秋風。每以圓時足，還隨缺處空。影高群木外，香滿一輪中。未種丹霄日，應虛玉兔宮。何當因羽化，細得問玄功�！逼渲械诙�聯(lián)“根非生下土，葉不墜秋風”中的“下”借“夏”與“秋”相對（據(jù)詩話《天廚禁臠》說）。以上二例，根據(jù)我們前邊說的一些原則，基本上可以認定為借對。

但在首聯(lián)和尾聯(lián)中，就不能隨便說借對。如杜甫《野望》首聯(lián)：“西江白雪三城戍，南浦清江萬里橋�！庇腥苏f對句中“清”借為“青”而與出句中的“白”相對。但是，首聯(lián)本來不必對，作者對了，這已經(jīng)足夠，從情理上講，不太可能再通過“借對”的途徑去求工整。再者，就此例而言，“清江”與“白雪”均有清冷、高潔的聯(lián)想義，在意境上十分相配，杜甫大概是不會希望人們由“清”想到“青”、從而干擾和破壞這個意境的。

由此，也可以確定兩條認定借對的原則：

第一條，對當時人樂于接受的、意境等方面本自相配相對的事類、義類，就不應該再講什么借對。因為當時人既已認為它們很相配，就不會再需要借對。

如唐代杜審言《秋夜宴臨津鄭明府宅》：“行止皆無地，招尋獨有君。酒中堪累月，身外即浮云。露（一作霜）白宵鐘徹，風清曉漏聞。坐攜余興往，還似未離群�！痹陬i聯(lián)“露白宵鐘徹，風清曉漏聞”中，有人以為對句“風清”的“清”借“青”與出句的“白”相對。其實，這里“露白”的“白”是指的光，是明亮的意思，有如“月白風清”的“白”。指明亮的白與表清涼的清，形容詞對形容詞，完全相配�！奥栋住钡摹奥丁保�《全唐詩》校：“一作霜。”我認為，作“霜”乃是淺人所改�！奥栋住迸c“風清”相對，在唐詩中常見，如羊士諤《郡中玩月寄江南李少尹虞部孟員外三首》之三：“露白移長簟，風清掛幅巾�！� 白居易《夜涼》：“露白風清庭戶涼�！边@是一句之內(nèi)“露白”、“風清”相對。杜牧《秋夕有懷》：“露白蓮衣淺，風清蕙帶香�！� 唐彥謙《七夕》：“露白風清夜向晨�！北砻髁恋陌着c表清涼的清相對，在唐詩中舉不勝舉，既然有這么多作者在用、愛用，就說明它不是臨時性的借對。

第二條，借對既然是為了追求對隅的工整，那么，是否為借對，就可以通過反推法來檢驗：先按照主張者所說的那樣借某字的同音字來對，如果能構(gòu)成工對，則可能真的是借對，而如果對出來的并不是工對，那么，此處借對就不成立。

如李白《送內(nèi)尋廬山女道士李騰空二首》之一：“君尋騰空子，應到碧山家。水舂云母碓，風掃石楠花。若戀幽居好，相邀弄紫霞�！� 淸代王琦注引白居易詩的自注云：“廬山中云母多，故以水碓搗煉，俗呼為云碓�！庇忠�《本草衍義》謂：“石楠，葉似枇杷葉之小者，而背無毛�！�…苞既開，中有十余花，大小如椿花。”宋代魏慶之《詩人玉屑》認為，“石楠”之“楠”借“男”而與上句中的“母”相對，但是，“男”與“母”并不能構(gòu)成工對。所以，這種借對的說法是難以成立的。

又如唐代楊憑《巴江雨夜》：“五嶺天無雁，三巴客問津。紛紛輕漢暮，漠漠暗江春。青草連湖岸，繁花憶楚人。芳菲無限路，幾夜月明新�！逼渲蓄i聯(lián)中，“湖岸”與“楚人”相對，有人以為“湖”借“胡”、與“楚”形成工對。但是，根據(jù)對唐詩的調(diào)查，“胡”常對“越”，“楚”常對“晉”，所以“胡”對“楚”并不工整。故此所謂借對不成立。

讓我們再從語境方面來討論借對的認定問題。

廣義的語境，既包括上下文，又包括由什么人在什么場合下為什么目的對什么人說寫等因素，還包括所涉及詞語的歷史文化背景等因素。借對也是一種言語現(xiàn)象，它必然符合一般的言語交際規(guī)則和規(guī)律，它必定會受到語境的規(guī)約。那些不符合語言環(huán)境、不符合對話的目的、破壞言語氛圍或違反當時的文化風俗的規(guī)約的所謂借對，應當不是作者的本意，因而都是難以被認定的。

如杜甫《送楊六判官使西蕃》：“送遠秋風落，西征海氣寒。帝京氛祲滿，人世別離難。絶域遙懷怒，和親愿結(jié)歡。勑書憐贊普，兵甲望長安。宣命前程急，惟良待士寛。子云清自守，今日起為官。垂淚方投筆，傷時即據(jù)鞍。儒衣山鳥怪，漢節(jié)野童看。邊酒排金盞，夷歌捧玉盤。草肥蕃馬健，雪重拂廬干。慎爾參籌劃，從茲正羽翰。歸來權(quán)可取，九萬一朝摶�！辈浑y看出，這是一首對仗不是很工整的排律。杜甫善于以排律敘事，敘事過程中的對仗，可嚴則嚴，不可嚴則寬。其中“草肥蕃馬健，雪重拂廬干”一聯(lián)中的“拂廬”，是指吐蕃部落群居時相互連接的帳篷，它與“蕃馬”一樣，均是游牧民族吐蕃的特色事物，本來二者很相配。但有人說，這里的“廬”在當時與“驢”同音，因借“驢”而與出句的“馬”相對。的確，在唐代“驢”與“廬”均是來紐魚部平聲字，二字同音。但是，即便“廬”借“驢”而與馬對上了，“拂廬”中的“拂”仍與“蕃”不相對，那又要借哪個字來對呢？事實上，從整首詩的風格看，杜甫本來并不是處處追求工對，第三、五、六聯(lián)就不是工對，其中第六聯(lián)的對句中的“今日”二字，有的本子作“令尹”，令尹是官名，與人名“子云”（即揚雄）仍不能構(gòu)成工對。既然如此，那杜甫為什么一定要在第十聯(lián)追求工對呢？并且為追求工對，牽出了與邊地吐蕃絕無關(guān)系的、不倫不類的驢。要知道，在唐人近體詩中，人們很少以“馬”對“驢”。再根據(jù)我們在第一部分關(guān)于借對中帶出的同音字的意義不能與該聯(lián)的正意相沖突的原理，則基本可以肯定，杜甫在“草肥蕃馬健，雪重拂廬干”一聯(lián)中沒有使用借對的手法。

又如白居易《寄獻北都留守裴令公》：“忽憶前時會，多慚下客叨。清宵陪燕話，美景從游遨。花月還同賞，琴詩雅自操。朱弦拂宮徵，洪筆振風騷。近竹開方丈，依林架桔槔。春池八九曲，畫舫兩三艘。徑滑苔黏屐，潭深水沒篙。綠絲縈岸柳，紅粉映樓桃�！迸崃罟�指裴度，在唐代，他出將入相，能文能武，白居易、劉禹錫等文人與他頗有交往。詩中“朱弦拂宮徵，洪筆振風騷”一聯(lián)，是寫他既能弄琴瑟，又能作詩賦�！昂楣P”即大手筆。有人說這個“洪”是借“紅”與出句的“朱”相對，我們且不討論“紅”對“朱”是不是工對，單就“紅”與“筆”組合的“紅筆”來分析，就有問題。眾所周知，文人寫文章是不用紅筆的，�？备淖謺r一般也是用的“雌黃”，紅筆是官員用的，用來批示和判決犯人，現(xiàn)場處決犯人時，即先用紅筆抹掉其名。這些都與文章風騷、文士雅趣大相徑庭。這種所謂借對會帶來不好的聯(lián)想義，會對正意造成負面影響，因而這是嚴重違悖語境的，肯定不是白居易的選擇。

下面一例則有可能是借對。韓愈《酒中留上襄陽李相公》：“濁水污泥清路塵，還曾同制掌絲綸。眼穿長訝雙魚斷，耳熱何辭數(shù)爵頻。銀燭未銷窗送曙，金釵半醉（一作墮）座添春。知公不久歸鈞軸，應許閑官寄病身�！崩钕喙�指李逢吉，韓愈、李逢吉曾一度共事于中書省，元和十一年（公元816年），李由中書舍人升為宰相，韓繼為中書舍人。此詩是酒度上所作，“耳熱何辭數(shù)爵頻”中的“爵”本為灑器，其形制乃仿雀而造，故先民采用“像什么就叫什么”的方法為其取名，后遂另造“爵”字以示區(qū)別，但在先秦典籍中，“爵”也可借作“雀”字用。明代俞弁《逸老堂詩話》說，這一句中的“爵”借“雀”而與其上句“眼穿長訝雙魚斷”中的“魚”相對偶，這是有道理的。因為在唐代，爵、雀仍同音，讀書人仍明白二字有同源關(guān)系，故在上句“魚”的刺激下，由“爵”聯(lián)想到“雀”，是很自然的事情。并且，更為重要的是，雀在古代是一個正面的意象，文人互贈的表慶賀的畫中常會出現(xiàn)它的身影。這種聯(lián)想與語境十分吻合，所以這個借對，可以被認定。

    以上我們從借對的性質(zhì)、詞匯的音義和結(jié)構(gòu)特征、詩歌的體裁和語境的規(guī)約等方面討論了如何區(qū)分是否借對的問題。我們覺得，借對的大量產(chǎn)生乃是格律要求非常嚴格下的現(xiàn)象，而事實上，在唐代，就是在對仗方面要求很高的文學批評家上官儀也說過這樣的話：“文無定勢，體有變通，若又專對不移，便復大成拘執(zhí)�？捎诹x之際會，時時散之�！币虼�，對唐詩中的借對，不能隨便相信詩話中的一些主觀的說法，必須要實事求是，作些相對客觀的分析和判斷。對唐代以后詩歌作品中的借對，同樣要加以分辨。我們認為，只有這樣，才稱得上科學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