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春節(jié)，我們家破天荒地在家門上貼了一副對聯(lián)：迎春風遍地吹花蕾欲放，及時雨普天降枯木逢春。對聯(lián)是我和父親合作的產(chǎn)品：對聯(lián)是由我編撰，父親書寫。而對聯(lián)的內容也是描述我們父子當時的境況：已到壯年的父親剛剛摘掉戴了二十年的右派分子帽子；我參加高考分數(shù)過線，已經(jīng)參加過體檢，正等待錄取。在同一年，發(fā)生了決定一對父子一生命運的重大事件，這樣的情景，今生只能有這樣一次。這已足夠奢侈，足夠珍貴。

紅色的春聯(lián)，貼在我們家荒蕪多年的門上，在那個冬天非常打眼。對聯(lián)貼出之后，我們家院門口就時常有人駐足，他們似乎也感受到了對聯(lián)的不同尋常。他們是鄉(xiāng)下的知識分子，他們能品味出對聯(lián)的與眾不同。長秀，是我的本家爺爺，是生產(chǎn)隊的果樹技術員，他懷抱果樹剪站在那里，但審視的不是果樹。林清來，是我們村另一個生產(chǎn)隊的車夫，但他一肚子墨水，他直接把牛車停在那里，拄著鞭桿冥思。我們生產(chǎn)隊的知青干脆跑回青年點，拿來紙筆，一字一字抄寫——這著實讓我受寵若驚。我們本屬于同齡人，而且他們剛從城里來到鄉(xiāng)下，見識、水平應高于我。但他們就這么給我面子，給我們父子面子。

總之，我們家門口成為一個“景點”。這情景，在此后的若干年里，都會被我的一個叔叔反復提及。論起來，我父親的爺爺和這個叔叔的爺爺才是親兄弟，由于我的爺爺和父親都是單傳，這樣我們的關系更近一些。他叫昭瑛。他很以此為自豪。但可惜的是，我在寫作此文時，他已去世多年。

對聯(lián)雖然為人矚目，但并不工穩(wěn)。比如“花蕾欲放”與“枯木逢春”這兩個中心詞組并不對仗，但形象鮮明，喻意昭彰。站在我家街門口的看客，應是被這兩個詞組所吸引。其實，在文革中斷斷續(xù)續(xù)讀完九年級的我，詞匯貧乏，知識有限。不過是剛剛聽說過一個復映電影的名字而已，這部文革前完成的故事片叫《枯木逢春》，而迄今我也未曾看過。用這個詞組來描述即將進入人生晚年的父親應算貼切，更要緊的是預示他將要迎來自己人生的春天�？吹剿�已經(jīng)成年的兒子這樣的“文采”，他內心的波瀾可以想象，盡管他不善于表達。因為即使是現(xiàn)在，如果哪天提起此事，年近九旬的父親還會興致盎然，激動不已。

很遺憾的是，這一年我沒有被錄取。雖然在高校三月份陸續(xù)開學以后，又有招收走讀生的政策，我又一次進入備選，但仍然沒有被錄取。這對我打擊很大，卻也是一個激勵，我感受到，社會已經(jīng)對我們打開大門：只要你有本領。正所謂：機會是留給那些有準備的人。而高考的成績業(yè)已證明，我具備這個“本領”，或者我就是那個“有準備”的人。

其實，我“準備”的并不充分。

1969年我們家下鄉(xiāng)的時候，我讀小學五年級。之后因為學制的改革，又讀了一年五年級。接下來是六年級、七年級，在開始讀七年級不久，我們家要遷回老家，因為等待搬家，辦了轉學手續(xù)后，我在家里待了一個月。七年級畢業(yè)時，又要考試入學。全公社10個大隊，有10所學校的畢業(yè)生，而當時公社的中學只招收兩個班級。這意味著，一大批七年級畢業(yè)生無法進入八年級學習。本來，考試對我來說是個好事，這正是我的優(yōu)勢，但我卻沒有“考”上。無奈，我只好到生產(chǎn)隊干活。這是1973年的1月。

由于身體無法承受強體力勞動，還要承受他人的白眼和歧視，更重要的是渴望讀書的火苗始終沒有熄滅。我想重新走進校門，完成可憐的中學學業(yè)。但是，作為我們這樣的家庭，要實現(xiàn)這個愿望，面臨著重重阻力。

這時，我的母親出場了。她承受著巨大壓力，通過昭瑛大叔疏通生產(chǎn)隊和大隊的關系，又找人與公社中學取得他們同意。經(jīng)過一番周折，我終于在中斷學業(yè)一年半以后，重新回到校園，和我下一屆同學一起開始讀八年級和九年級。而這時，他們已經(jīng)開學很多天了。兩年的時間，除了政治性很強的語文勉強學完，其他學科無一完整讀完。而生產(chǎn)隊的農(nóng)活幾乎都完整參與：春天間苗，夏天除草，秋天收割，冬天修水利。這樣，1976年夏天，我“高中”畢業(yè)，又開始了新的一輪農(nóng)活。但這時，我身體已略顯強壯，心志也有所成熟。應對農(nóng)活和各種嘲諷歧視的能力都有所提高。這一年，粉碎四人幫。

1977年秋天，我被父母安排回城找父親單位打聽落實政策消息，但沒有。可是，卻無意中從一個遠房親戚那里得到一個消息：要恢復高考了！而且，他已經(jīng)在家復習備考了。果然，回到家不久，消息被證實，舉國轟動。

喜歡文學的我，在回城打聽消息的時候，去了一趟新華書店，并買了兩本詩集：李瑛的《進軍集》、李學鰲的《列車行》。難道“詩和遠方”是從此開啟的嗎？直到今天我寫作此文時，才突然意識到，這兩本詩集原來有如此美好的喻意！其實，當初不過是在中學的圖書室里讀到過兩位詩人的另外兩本詩集而已。一本是李瑛的《棗林村集》，一本是工人詩人李學鰲的《放歌長城嶺》。他們給我貧瘠的精神生活以滋養(yǎng)，為我的新詩閱讀奠基。我在買到的詩集扉頁寫下購買時間：1977年10月。

查閱得知，國家公布恢復高考的消息是在1977年10月21日。殊為難得的是，作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文革時期特定稱謂，泛指地富反壞右、走資派等等各種家庭問題的子女）也可以報考。我的興奮和喜悅無以言表，我，終于有機會可以接受“黨和國家的挑選”。而在此前的十多年里，舉凡入黨、參軍、推薦上大學，乃至入團，這樣的榮耀，都沒有我的份！這一回，機會終于擺在了面前！不由你不心旌搖曳，豪情萬丈。

但備考仍然是個大問題：沒有可供復習的各種教材和輔助讀物。在當年那種困難境地中，大多數(shù)家庭孩子讀過的書，要么賣了廢紙，要么糊了土墻。要感謝我的母親，為我保留了我鐘愛的語文。又從舅舅家找到幾本文革前的語文和歷史書。歸結起來，我的復習資料計為六種版本的11本語文，三種版本的5本歷史。數(shù)理化教材付諸闕如。我只有報考文科一途。報考文科也要考數(shù)學，想來當年我的數(shù)學應該是借用弟弟和妹妹正在讀的教材，偶或有從他處借來。而今都已蕩然無存。只有語文和歷史還完好如初，可以復原當年情景。

好在當年以“等待為國家挑選”的名義，公社組織了中學老師為考生輔導，而且是義務輔導，而且提供油印復習資料。我保留下來的是政治和語文，四十年過去，油印資料字跡已漫漶不清，但色彩如初。這些紙張有各種彩色，在文革中最常見的是用這些紙印各種傳單。

1977年的高考是在12月份舉行，天寒地凍，內心火熱。沒有陪考，沒有儀式，也沒有準備充分的我們走上了將要改變命運的高考考場。第一科是政治，前半個小時，我的手由于緊張和激動一直在輕微抖動。中午就在公社所在地的供銷社買點什么充饑，下午接著考。當年高考大學和中專是一張卷，而在報考時也同時可以選擇大學和中專學校。對大學和中專毫無所知的我報考志愿如次：第一志愿，遼寧大學中文系；第二志愿，吉林大學歷史系；第三志愿，北京大學圖書館學系。最后是服從分配。這簡直是個笑話！我如此“志向”，并沒有出現(xiàn)在當時和此后流行的高考的段子中，可見，如此淺薄和無知在當年根本不值一提！

頗可一提的是我的高考分數(shù)：240分。這是要為成為“走讀生”而做準備的父親，去到城里之后，特意去了市招生辦查到的�？偡譃�400分（一九七七年高考歷史地理一張卷，滿分100分）的考試，我得了240分，平均分及格。今天看來，這未免過于小兒科。但在當時，我們大隊的廣播站播音員以180多分的成績進了一所不錯的中專，這個分數(shù)足以讓我自豪的。我的沒有被錄取，是“政審”的原因。即便在今天我也無意痛陳此事，畢竟一切都剛剛恢復，要回歸正常，尚待時日。第一次的慎重還是十分有必要。

有了這一次經(jīng)歷，1978年的高考，算是有了“經(jīng)驗”。起碼報考志愿更為切實，更為靠譜：第一志愿，遼寧大學中文系；第二志愿，遼寧師范學院（遼寧師范大學前身）中文系；第三志愿，遼寧財經(jīng)學院（東北財經(jīng)大學前身），其下是沈陽農(nóng)學院和東北林學院。這時，本科和中專招生已經(jīng)分開進行。相應的，備考時間也較為充分，但這時，一支有生力量進入高考大軍：應屆高中畢業(yè)生。競爭壓力陡增。但幸運的是，這一次，機會被我抓住。或者說，時代沒有放過我，把機會給了我。

“花蕾”終于綻放，讓這個秋天輝煌無比。十月，我背上行囊，走進大學。報到的日子作為“歷史上的今天”也為我終生銘記，普通的數(shù)字對于一個個體生命而言具有了重大意義，我用它來定義某些重要的密碼。

送行時家里沒有肉包餃子，母親只好殺了一只雞，以踐行“送客餃子”這一重大命題。那是我今生唯一吃過的雞肉餡的餃子，說實話，味道一般。很少吃肉的外甥，指著雞架反復說著“雞”“雞”，那時他一歲零九個月。老人說，剛會說話的小孩子說話靈，于是在高考之后等待消息的日子，不斷問他：“大舅能不能考上大學？”因為他還不能完整說出一句話較為復雜的話，只好一個字一個字地問，他就一個字一個字地答，態(tài)度認真。當他清晰地說出“能”的時候，我內心一片狂濤巨浪。他的話果然應驗，難道真的是上帝借童稚之口為我開示嗎？

當時長興島與外界的交通還需通過娘娘宮那里擺渡，于是我的同學長健推著自行車，步行十余里路，把我送到那里。過了渡口，踏上彼岸，揮手告別同學、告別海島、告別昨天……

命運就此改變。

該說說我的父親了。父親是1958年補劃的右派，當然和1957年的右派沒有身份的差別，都是正宗右派。之所以是“補劃”，因為本單位或本地區(qū)沒有達到一定比例要求，按上級要求就選中了我的父親。就此，展開了長達二十年的改造，并累及全家。一九七八年春節(jié)之前的臘月二十四，父親摘帽，宣布這一消息的是大隊廣播站。有線廣播連接千家萬戶，大隊門前的大喇叭的傳播半徑也不小。但不巧的是，這一天，我們生產(chǎn)隊的飼養(yǎng)棚失火，大家忙于救火的忙亂之際，大隊廣播準時開始播音。這樣，決定父親終生命運的重要時刻，被一場始料未及的意外給打上了馬賽克。父親的高興被打了折扣，這似乎也是父親一生命運的寫照。以戴右派分子帽子始，以摘掉這頂帽子終，二十載大好年華付之東流。這時，我被等待大學錄取通知書的希望激發(fā)出一顆文藝青年的心，又被父親摘帽這件事催發(fā)，詩性大發(fā)，竟就弄出平生第一副對聯(lián)，為我、為父親、為我們這個家庭找到一個情感出口，為不平凡的一九七八年留下一個小小標記。

在這一年年底，父親也恢復了工作，歷經(jīng)千辛萬苦，他也終于回到這座城市。1979年5月，我們家也跟父親回城。但是因為姐姐已經(jīng)結婚，就留在了那里，成為母親一生的牽掛，也成為父親留給這個家庭一道醒目的疤痕。父母帶著還在讀書的弟弟妹妹回到這個城市，恰我所就讀的大學也在這個城市，我們全家又在這里會合。轉眼四十年過去，父母都已是耄耋之年，我們兄弟姐妹也都進入老年。當我們回憶往事的時候，也因為一副小小對聯(lián)而有所依憑。

一九七八年委實不比尋常，用金圣嘆批評水滸傳的話來說，這一年是個“大段落”。我家春節(jié)時貼出的對聯(lián)中的兩個隱喻，到年底都已成為現(xiàn)實。文字，在此時顯示出它的力量和價值。從事文字工作凡三十年，那二十個字的對聯(lián)，也成為我最重要的作品。那是我情感積壓多年后的強烈吶喊，是我對這個時代的最深摯的呼應。

      本文曾發(fā)表于《海燕》雜志2018年10月（第十期）

曲圣文簡介

1957年1月生于大連。1969年3月到1978年10月隨父母下鄉(xiāng)。1978年10月，考入遼寧師范學院中文系。1982年畢業(yè)后任初中語文教師。1990年4月，到大連海燕文學月刊社任編輯。2005年，任編審。2011年至2017年1月，任《海燕》文學月刊副主編。大連市作家協(xié)會理事，中國散文學會會員，中國閱讀學研究會會員。1984年開始發(fā)表文學作品，以散文隨筆為主，兼及評論及報告文學。有作品獲大連市文藝創(chuàng)作優(yōu)秀報告文學獎及優(yōu)秀文藝評論獎。曾獲遼寧省期刊編輯知識競賽一等獎，獲遼寧省期刊編輯優(yōu)秀論文一等獎。散文《最美的音樂》獲中國散文學會頒發(fā)的“中國當代散文獎”。2015年，中國散文學會成立30周年之際，獲“散文編輯獎”。作品入選“紀念大連解放60周年”《大連優(yōu)秀文學藝術作品選》“散文卷”及“文藝評論卷”（2005年），作品入選《2012-2017大連市優(yōu)秀文學作品集》“散文卷”和“文藝評論卷”。2017年1月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