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維灝

《對聯(lián)話》（哀挽一）有這樣一段描述：

濮子潼挽庚子浙江三忠聯(lián)云：

撞破好家居，主辱固應臣死日；

珍藏此疏稿，撥云會有見天時。

這里提到了浙江三忠，然而并沒有說具體的情況。后來，又在一篇文章里看到，劉葆良先生有題西湖三忠祠聯(lián)：

與立尚書、聯(lián)閣學同罹北寺奇冤，痛篋中諫草未寒，淺土黃沙，正氣竟埋燕市血；

配岳鄂王、于少保一例西湖廟食，望天半靈旗來下，云車風馬，忠魂長咽浙江潮。

于是便對這個西湖的三忠祠有了興趣，畢竟我曾多次去杭州，在杭州西湖周圍徒步尋找過一些名人祠墓，如岳、于、張、章、秋、徐等等不下數(shù)十個，卻不記得有這么一個“三忠祠”。再從其他的書上尋找線索，終于從胡君復的《古今聯(lián)語匯選》里找到了相關信息，此聯(lián)名為“劉葆良先生題西湖徐許袁三忠祠聯(lián)”，那么接下來就可以開始進入這個三忠祠的隱藏劇情了。

要講三忠祠的劇情，我覺得還是先從薛時雨說起吧，畢竟薛時雨是我非常喜歡的聯(lián)家之一。薛時雨有兩個兄長，仲兄是薛春黎，薛春黎死得非常早，在同治元年死于江西。這件事情在另一篇文章《一封信札的前身后世》中有所提及，大家有興趣可以去看一下。

薛春黎死了，留下的女兒還沒出嫁，等女兒到了該出嫁的時候，擇婿這件事情當然是要由薛時雨來代為主持一下。薛時雨在選人識人方面還是很有一套的，他的書院培養(yǎng)出來的狀元張謇，安徽巡撫馮喣、大詞人譚獻等等都是當時非常出色的人才，那么這次為侄女挑女婿也不例外，他選中過了其貌不揚但是才華出眾的浙江人袁昶。于是，袁昶成了薛時雨的侄女婿，此外袁昶還為薛時雨整理詩文稿，并寫過一篇《金陵小西湖薛廬記》，可以說是兩人關系非常密切。這個袁昶，就是“庚子浙江三忠”其中之一了。

袁昶，生于道光二十六年，死于光緒二十六年也就是庚子年，浙江桐廬人，原名振蟾，字爽秋，一字重黎，號浙西村人。光緒二年進士，授戶部主事；光緒十八年，以員外郎出任徽寧池太廣道；光緒二十四年，遷陜西按察使，未到官，擢江寧布政使；光緒二十六年，直諫反對用義和團排外而被清廷處死。同時赴刑的還有許景澄、徐用儀等四人，史稱“庚子五大臣”。《辛丑條約》簽訂后，清廷為其平反，謚“忠節(jié)”。這里提到的許景澄和徐用儀，正是“三忠”里的另外兩人。

許景澄原名癸身，字竹筠，比袁昶大一歲，生于浙江嘉興，同治年間進士。光緒六年開始外交生涯，曾被清政府任命為駐法、德、奧、荷四國公使；光緒十六年改任駐俄、德、奧、荷四國公使。許景澄曾寫《外國師船表》，疏清朝廷，建議加強海防。光緒十八年，沙俄出兵侵占中國新疆帕米爾地區(qū)，許景澄作為中方談判代表，據(jù)理駁斥沙俄侵略行徑。光緒二十六年，爆發(fā)了義和團運動，當時清政府利用義和團力量，并派出官兵同時攻打外國使館，對外宣戰(zhàn)。許景澄極力反對，他上書慈禧太后說：“攻殺使臣，中外皆無成案�！贝褥�太后大為震怒，許景澄被慈禧定為“任意妄奏，語多離間”的罪名，于同年七月二十八日在北京處死，時年五十五歲。

徐用儀是道光六年生人，字吉甫，號筱云，浙江海鹽人。清咸豐九年舉人；同治元年為軍機章京，次年任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行走；光緒三年為太仆寺少卿，遷大理寺卿；光緒二十年任軍機大臣。是年，中日甲午戰(zhàn)爭爆發(fā)，徐用儀和李鴻章、孫毓汶等相結納，主和，與主戰(zhàn)派翁同龢等相抵觸，被彈劾為“朋比誤國”而退出軍機處及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光緒二十四年奉命再任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行走，并任會典館副總裁，后擢升兵部尚書。因與主張利用義和團排外的愛新覺羅·載漪等人意見相悖，徐用儀招來慈禧等人更大的忌恨。光緒二十六年，徐用儀與戶部尚書立山、內(nèi)閣學士聯(lián)元一起被處斬于北京菜市口，與先前被殺的袁昶、許景澄等五人被稱作是“庚子五大臣”。辛丑條約簽訂后，光緒帝下詔為其平反。宣統(tǒng)元年追謚“忠愍”，設立祠堂于西湖，與許景澄、袁昶并稱“三忠”。

在“庚子五大臣”中，立山是內(nèi)務府蒙古正黃旗人，聯(lián)元是滿人，和浙江關系不大。而許景澄、徐用儀和袁昶都是浙江人，因此在杭州西湖邊上造起了這座三忠祠。

在《對聯(lián)話》里還有一聯(lián)是嚴復挽“庚子五大臣”的：

善戰(zhàn)不敗，善敗不亡，疏論廷諍，動關至計；

主憂臣辱，主辱臣死，皇天后土，式鑒精忠。

在《古今聯(lián)語匯選》里面，除了上面劉葆良題的一聯(lián)外，還有以下兩聯(lián)：

較箕子奴、包胥哭更益?zhèn)�心，遺恨千秋，男兒死而死；

與蒼水墓、鄂王祠遙相把臂，迎神一曲，我公歸不歸。

濟師草莽下臣心，當年國破家殘，向秦庭賦無衣三章，詎知麥秀黍油慟終古；

返骨鄉(xiāng)關垂死淚，此日天旋地轉，登吳山歌招魂一闕，倘有風馬云車下大荒。

然而在今天的西湖，我們已經(jīng)找不到三忠祠了，三忠祠靜靜地隱沒在西湖美術館里面，早已經(jīng)不再是一個歡迎游人來追思和祭祀忠烈的祠堂了。究其根本，庚子三忠并不是占據(jù)愛國道德高地的“主戰(zhàn)派”，而是“主和派”，這就和民間熟知的岳飛、于謙等英雄人物相比顯得有些格格不入，他們沒有被打壓成秦檜、徐有貞已經(jīng)值得慶幸了，遑論建立祠紀念。庚子三忠同樣也不支持義和團運動，而那場在近乎于宗教信仰的狂熱下催生出來的運動可是在教材里被定性為反帝愛國運動的，因此三忠祠的地位更顯尷尬，基本上就是不作宣傳，只能安安靜靜地隱沒在歷史的角落里，難以重見天日。

但是，真實的歷史并不是這樣就能夠輕易抹殺的，當我們重新用理智和冷靜的眼光去審視徐用儀、許景澄、袁昶，應該可以看到他們同樣也代表了一種理性的愛國精神。他們不是不知道岳飛和秦檜的故事，也不會不知道“主戰(zhàn)派”往往能取得更好的忠義之名，但是他們還是做出了自己的理性抉擇。“與世界八國交戰(zhàn)，寡不敵眾，必然失敗，外侮一入，內(nèi)亂遂發(fā)，后果不堪設想”，這冰冷的事實不是皇帝、大臣、拳民甚至百姓能夠改變的。什么是愛國？愛國不是拿著環(huán)形鎖在大街上炫耀武力，而是理性地做出最有利于國家的行為決策，而是說真話——哪怕這個真話不那么體面。

“請旨將徐桐、剛毅、趙舒翹、啟秀、裕祿、董福祥、毓賢，先治以重典，其余與徐桐、剛毅等謬妄相若者，一律治以應得之罪，不得援議親議貴，惟安國為本。宗社無恙，然后誅臣等以謝徐桐、剛毅諸臣。臣等雖死，當含笑入地。無任流涕具陳，不勝痛憤惶迫之至，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鑒！”

死去的庚子三忠，名聲當然比不上岳、于等人，但是他們還是用自己的勇氣喊出了這一段話，而絲毫不在意自己的生死。后來發(fā)生的一切證明了他們所說都是正確的，但是已經(jīng)來不及了，三忠已經(jīng)成為刀下的亡魂，而隨之而來的平反、追謚和祠堂都只是徒勞的掩飾。終于有一天，連這些掩飾都不需要了，把他們淡化，埋沒在歷史的塵埃里才是最好的結果。

《對聯(lián)話》里的只言片語，被大部分人輕易略過，而上面挖掘出的短短的隱藏劇情根本無法寫盡當時的詭譎風云，惟希望有一天三忠祠能夠重新被更多的人所認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