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代以降，中小學教育與大學教育的對接出現了裂縫。其主要表現是：部分大一新生缺乏專業(yè)學習興趣，四年學習下來，大學生總體質量下滑。對此，高校方面認為是中小學教育出了問題，即雖將素質教育的口號喊得震天響，其實還是在比拼應試教育；中小學方面則認為自己學生的知識水平普遍高于西方同類學生水平，因此不應該背這個黑鍋。    把教書育人之地變成戰(zhàn)場和市場，高強度灌輸和打雞血式勵志并行，這些做法固然可以取得一時之效，讓部分校長教師的腰包鼓起來，讓部分學生沖進傲人的名校，但卻剝奪了學生的選擇和快樂，透支了學生的能量和后勁，阻礙了學生的人格完善和能力形成。尤其是在人工智能等高科技迅速到來的今天，以知識傳授和掌握為亮點的中國基礎教育到底能走多遠，尚是一個未知數。至于將本科內容下放至中學，中學內容下放至小學，甚至將《紅樓夢》《白鹿原》等作為中學生必讀書目，這類做法也是需要反思的。2018年，教育部提出對中小學生要有效“減負”，對大學生要合理“增負”，就反映了全社會對以上弊端的不滿及其改革期待。聯界應該同情如今的中小學生，盡量做其“陪跑師”，而不做其增負者。    

中華楹聯村——運城聞喜寺底村小學生對句

   1.誰來教？    
   與書法課不同，現階段的對聯課還未成為中小學必修課。但兩者有一個共同點：都缺少合格的專業(yè)教師。對聯課師資的缺乏，已成為對聯教學質量提升的“瓶頸”。2014年，中國楹聯學會授予233人為“全國優(yōu)秀楹聯教師”，其中部分人員并非在編教師，而是熱愛對聯、傳播對聯的其他行業(yè)從業(yè)者或退休人員。無論在哪類哪級學校，專職對聯教師都屬于鳳毛麟角。由于詩聯界的地位仍未被體制真正認可，高校可以引進小說家紅柯（陜師大）、新詩詩人李小洛（首師大）等人作為有編制的教授和衣食無憂的“駐校詩人”，但至今沒有聽說有哪位對聯界人才有如此待遇。在中小學，對聯課一般都是語文老師在兼職教學；在大學，則由古代漢語、古代文學、書法學等專業(yè)課教師來擔綱。不管教學者為誰，是專職的抑或兼職的，若想成為一名真正合格的對聯教師，一要有長期的專業(yè)知識積累，二要及時捕捉學術前沿信息，三要像其他寫作課教師一樣親自“下水”，并努力達到中等作聯水平。這里的第三點固然重要，但前兩點也不能全然不顧。據澎湃新聞（3月20日）報道，當代詩人寓真的一首《送母回鄉(xiāng)》被署名為李商隱，“入選了大量少年兒童詩詞讀本，甚至被冠以‘小學必背’進入各種音視頻課程加以販售”。這不禁讓我們想起對聯界的“王羲之聯”“蒲松齡聯”，它至今還躺在某些對聯教材里。    

運城新絳西街實驗小學的對聯課堂

2.教什么？    
   從中小學到大學，對聯教學都離不開筆者所概括的“三常規(guī)”，即對聯欣賞（引導）、對聯知識（傳授）和對聯技法（訓練），只是各階段的側重點有所不同。從理論上講，在中小學階段，主要是引導學生對漢字特性進行初步感知，對漢語對偶性思維進行初步鍛煉。在本科生階段，如果是必修課，則應該像書法學專業(yè)那樣，組織學生進行系統(tǒng)的訓練，即分鏡頭劇本式的對聯教學和實踐，最終使學生在創(chuàng)作上有所實驗，在研究上有所獲得。在研究生階段，顧名思義，學生將以對聯創(chuàng)作為輔、以對聯學術為主，即將重點移至筆者所概括的“五研究”，即對聯史和對聯文獻研究、對聯作家作品研究、對聯創(chuàng)作創(chuàng)新機制及各體對聯研究、對聯理論（美學）和批評研究、對聯與書法民俗等其他藝術及學科關系研究等五部分上來。例如張載“夜眠人靜后,早起鳥啼先”一聯,你可以不對小學生提及出處，但如果是一名本科生或研究生在提問，那么教師就要做好準備，并將自己追根溯源的結果誠實地告訴對方，即它到底來自于《張載集》，抑或從二手資料里“復制”而來。再如《笠翁對韻》《聲律啟蒙》甚至之前的《馴蒙駢句》，它們都有平水韻鄰韻通押現象，對此，蒙書研究者和大學詩聯課師生是否引起了注意？類似這種“啟蒙”及其“導讀”，會給詩聯同好的讀者帶來哪些閱讀后果？

濰城區(qū)芙蓉小學

濰州麓臺學校

3.怎么教？
   
   首先，要考慮到不同年齡段的學生，其知識結構和心理特征之不同。小學生是一張白紙，天真卻懵懂；初中生有了主動求知欲，但也有了青春期各種反應；高中生逐漸懂事，但因為高考在即，所以非常忙碌。如果在中小學時期，學生們對于對聯具備了學習興趣和知識基礎，到了大學，師生的負擔無疑會有所減輕，此時的教師可以省去補課環(huán)節(jié)，全力以赴地帶領學生“升級換代”。
   其次，要引導中小學生不僅愛美，還要求真向善；對于當下的大學生，更要有意識地培養(yǎng)其問題意識和獨立思考能力。2000年代以來，中國的城鎮(zhèn)化建設如火如荼，作為處在這股亙古未有的熱浪中的我們，不能只讓學生呆在空調房里，背誦“天欲飛霜，塞上有鴻行已過；云將作雨，庭前多蟻陣先排”（《聲律啟蒙撮要》），還應該本著“以宇宙為教室；奉自然作宗師”的精神，告訴他們：以上這些美麗的對句以及“人似秋鴻來有信”（蘇軾）、“將雨蟻爭丘”（黃庭堅）等美麗的詩句所反映出的，是農業(yè)社會里的消息；由于某些人為的原因，它們所代表的傳統(tǒng)物候現象和生物現象，正在我們的視野中漸行漸遠。    第三，要激發(fā)并保護學生的靈性與天趣，反對拔苗助長，防止將中小學學生創(chuàng)作成人化、單一化。要允許各階段的學生借鑒新詩和其他文藝形式，倡導他們接觸和題詠新事物。筆者曾有意識地給大學生出一巧趣聯上聯：“分酒器，唯分酒，不唯汾酒”。結果，兩個最佳對句所給出的均非另一新事物，而是走向禪悟化與抽象化：一個是“寺中僧，在寺中，亦在世中”，一個是“美夢鄉(xiāng)，有美夢，沒有迷夢”。面對這種傳統(tǒng)性的作法，筆者既感欣喜，又不無失落感。    

山東東營英華園學校

4.教材建設    
   教材是師生之間的紐帶，對聯教材建設是對聯教學的重要基礎。如今，各地各校自編對聯教材很多，有的是在編教師自己編寫，有的是地方楹聯學會協助編寫。就中小學階段而言，公開出版的有熊尚鴻《青少年學對聯》（1995年湖南師范大學出版社）、李學文《語文與對聯》（2003年中國地質大學出版社）以及余德泉《余教授教對聯》（2004年海潮攝影藝術出版社）等。其中的熊尚鴻本，比較貼近現有《語文》教材編寫體例。在諸多僅供內部使用、沒有公開出版的對聯教材里，早期梁柱華《對課入門》等小冊子自成體系，卓爾不群；后期有的尚能聯系中小學實際，不乏編者的思考與教材的特色，有的則變成《聯律通則》及其《導讀》的翻版，所不同的是增加和更換了一些聯例罷了。
   
   一部合格的教材，首先要有明晰的自我定位。為誰而編？能否適應對方的需要？是否有利于教師組織教學？校本教材和全國性教材，其區(qū)別點何在？我們編寫的是對聯教材，而非詩詞或書法教材，對于三者相互關聯的部分，如平仄判定、對聯書寫等，又該作何處理？能否大幅度挪移詩詞界或書法界的成果，其中的尺度和底線又在哪里？聯界有沒有屬于自己的思考和貢獻？將對聯教材取名《對聯文學》或《對聯文化》意在突出什么？“文學”“文化”二詞，到底所指為何？教材又該如何體現這種所指？讓學生背誦對韻，到底是使用平水韻好還是普通話新韻好？“事能知足心常愜；人到無求品自高”(清代陳鍔)與“雙手劈開生死路；一刀割斷是非根”（傳朱元璋）兩聯，前者太老成，后者太俚俗，將此類“名作”寫進中小學教材，真的妥當嗎？    

太原師范學院書法系的對聯課堂

   第二，教材與個人專著、論文不同，它要體現學術界的已有成果和共同認識。對聯學是一門建設中的學科，有不少觀點和文獻有待論證和證實。在編寫對聯教材尤其是中小學對聯教材時，盡量不將尚不成熟的見解、未得到公認的材料，直接納入其中。在入編編者自己的聯作和一般化的聯墨時，即使有說得過去的理由，也要在數量上有所控制。所以提出這樣的建議，主要是為了保證教材的相對穩(wěn)定性和權威性。事實上，在互聯網時代，編者完全有條件放眼全國，追蹤前沿，尋覓到經過積淀的意見、被證實的素材以及更合適的聯作聯墨。這需要眼力，但更需要態(tài)度。只要編者態(tài)度誠懇，素養(yǎng)合格，這第二點要求，即在體現學術界已有成果和共同認識方面，并非可望而不可即。筆者如此饒舌，并非認為對聯教材一成不變，不能有其新穎性、獨特性。一部新穎而獨特的教材，與一篇同樣性質的論文一樣，永遠都會受到使用者的歡迎和同行的敬重。這里只是強調，相對于論文、著作等更為個人化的成果，教材的基礎性、服務性功能更為突出。也因此，作為編者，我們應舉輕若重，有獅子搏兔的精神，不要因為自己的匆忙和粗疏，給受教者埋下發(fā)育不良的種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