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代以降,中小學教育與大學教育的對接出現了裂縫。其主要表現是:部分大一新生缺乏專業(yè)學習興趣,四年學習下來,大學生總體質量下滑。對此,高校方面認為是中小學教育出了問題,即雖將素質教育的口號喊得震天響,其實還是在比拼應試教育;中小學方面則認為自己學生的知識水平普遍高于西方同類學生水平,因此不應該背這個黑鍋。 把教書育人之地變成戰(zhàn)場和市場,高強度灌輸和打雞血式勵志并行,這些做法固然可以取得一時之效,讓部分校長教師的腰包鼓起來,讓部分學生沖進傲人的名校,但卻剝奪了學生的選擇和快樂,透支了學生的能量和后勁,阻礙了學生的人格完善和能力形成。尤其是在人工智能等高科技迅速到來的今天,以知識傳授和掌握為亮點的中國基礎教育到底能走多遠,尚是一個未知數。至于將本科內容下放至中學,中學內容下放至小學,甚至將《紅樓夢》《白鹿原》等作為中學生必讀書目,這類做法也是需要反思的。2018年,教育部提出對中小學生要有效“減負”,對大學生要合理“增負”,就反映了全社會對以上弊端的不滿及其改革期待。聯界應該同情如今的中小學生,盡量做其“陪跑師”,而不做其增負者。
中華楹聯村——運城聞喜寺底村小學生對句
1.誰來教?
與書法課不同,現階段的對聯課還未成為中小學必修課。但兩者有一個共同點:都缺少合格的專業(yè)教師。對聯課師資的缺乏,已成為對聯教學質量提升的“瓶頸”。2014年,中國楹聯學會授予233人為“全國優(yōu)秀楹聯教師”,其中部分人員并非在編教師,而是熱愛對聯、傳播對聯的其他行業(yè)從業(yè)者或退休人員。無論在哪類哪級學校,專職對聯教師都屬于鳳毛麟角。由于詩聯界的地位仍未被體制真正認可,高校可以引進小說家紅柯(陜師大)、新詩詩人李小洛(首師大)等人作為有編制的教授和衣食無憂的“駐校詩人”,但至今沒有聽說有哪位對聯界人才有如此待遇。在中小學,對聯課一般都是語文老師在兼職教學;在大學,則由古代漢語、古代文學、書法學等專業(yè)課教師來擔綱。不管教學者為誰,是專職的抑或兼職的,若想成為一名真正合格的對聯教師,一要有長期的專業(yè)知識積累,二要及時捕捉學術前沿信息,三要像其他寫作課教師一樣親自“下水”,并努力達到中等作聯水平。這里的第三點固然重要,但前兩點也不能全然不顧。據澎湃新聞(3月20日)報道,當代詩人寓真的一首《送母回鄉(xiāng)》被署名為李商隱,“入選了大量少年兒童詩詞讀本,甚至被冠以‘小學必背’進入各種音視頻課程加以販售”。這不禁讓我們想起對聯界的“王羲之聯”“蒲松齡聯”,它至今還躺在某些對聯教材里。
運城新絳西街實驗小學的對聯課堂
2.教什么?
從中小學到大學,對聯教學都離不開筆者所概括的“三常規(guī)”,即對聯欣賞(引導)、對聯知識(傳授)和對聯技法(訓練),只是各階段的側重點有所不同。從理論上講,在中小學階段,主要是引導學生對漢字特性進行初步感知,對漢語對偶性思維進行初步鍛煉。在本科生階段,如果是必修課,則應該像書法學專業(yè)那樣,組織學生進行系統(tǒng)的訓練,即分鏡頭劇本式的對聯教學和實踐,最終使學生在創(chuàng)作上有所實驗,在研究上有所獲得。在研究生階段,顧名思義,學生將以對聯創(chuàng)作為輔、以對聯學術為主,即將重點移至筆者所概括的“五研究”,即對聯史和對聯文獻研究、對聯作家作品研究、對聯創(chuàng)作創(chuàng)新機制及各體對聯研究、對聯理論(美學)和批評研究、對聯與書法民俗等其他藝術及學科關系研究等五部分上來。例如張載“夜眠人靜后,早起鳥啼先”一聯,你可以不對小學生提及出處,但如果是一名本科生或研究生在提問,那么教師就要做好準備,并將自己追根溯源的結果誠實地告訴對方,即它到底來自于《張載集》,抑或從二手資料里“復制”而來。再如《笠翁對韻》《聲律啟蒙》甚至之前的《馴蒙駢句》,它們都有平水韻鄰韻通押現象,對此,蒙書研究者和大學詩聯課師生是否引起了注意?類似這種“啟蒙”及其“導讀”,會給詩聯同好的讀者帶來哪些閱讀后果?
濰城區(qū)芙蓉小學
濰州麓臺學校
3.怎么教?
首先,要考慮到不同年齡段的學生,其知識結構和心理特征之不同。小學生是一張白紙,天真卻懵懂;初中生有了主動求知欲,但也有了青春期各種反應;高中生逐漸懂事,但因為高考在即,所以非常忙碌。如果在中小學時期,學生們對于對聯具備了學習興趣和知識基礎,到了大學,師生的負擔無疑會有所減輕,此時的教師可以省去補課環(huán)節(jié),全力以赴地帶領學生“升級換代”。
其次,要引導中小學生不僅愛美,還要求真向善;對于當下的大學生,更要有意識地培養(yǎng)其問題意識和獨立思考能力。2000年代以來,中國的城鎮(zhèn)化建設如火如荼,作為處在這股亙古未有的熱浪中的我們,不能只讓學生呆在空調房里,背誦“天欲飛霜,塞上有鴻行已過;云將作雨,庭前多蟻陣先排”(《聲律啟蒙撮要》),還應該本著“以宇宙為教室;奉自然作宗師”的精神,告訴他們:以上這些美麗的對句以及“人似秋鴻來有信”(蘇軾)、“將雨蟻爭丘”(黃庭堅)等美麗的詩句所反映出的,是農業(yè)社會里的消息;由于某些人為的原因,它們所代表的傳統(tǒng)物候現象和生物現象,正在我們的視野中漸行漸遠。
第三,要激發(fā)并保護學生的靈性與天趣,反對拔苗助長,防止將中小學學生創(chuàng)作成人化、單一化。要允許各階段的學生借鑒新詩和其他文藝形式,倡導他們接觸和題詠新事物。筆者曾有意識地給大學生出一巧趣聯上聯:“分酒器,唯分酒,不唯汾酒”。結果,兩個最佳對句所給出的均非另一新事物,而是走向禪悟化與抽象化:一個是“寺中僧,在寺中,亦在世中”,一個是“美夢鄉(xiāng),有美夢,沒有迷夢”。面對這種傳統(tǒng)性的作法,筆者既感欣喜,又不無失落感。
山東東營英華園學校
4.教材建設
教材是師生之間的紐帶,對聯教材建設是對聯教學的重要基礎。如今,各地各校自編對聯教材很多,有的是在編教師自己編寫,有的是地方楹聯學會協助編寫。就中小學階段而言,公開出版的有熊尚鴻《青少年學對聯》(1995年湖南師范大學出版社)、李學文《語文與對聯》(2003年中國地質大學出版社)以及余德泉《余教授教對聯》(2004年海潮攝影藝術出版社)等。其中的熊尚鴻本,比較貼近現有《語文》教材編寫體例。在諸多僅供內部使用、沒有公開出版的對聯教材里,早期梁柱華《對課入門》等小冊子自成體系,卓爾不群;后期有的尚能聯系中小學實際,不乏編者的思考與教材的特色,有的則變成《聯律通則》及其《導讀》的翻版,所不同的是增加和更換了一些聯例罷了。
一部合格的教材,首先要有明晰的自我定位。為誰而編?能否適應對方的需要?是否有利于教師組織教學?校本教材和全國性教材,其區(qū)別點何在?我們編寫的是對聯教材,而非詩詞或書法教材,對于三者相互關聯的部分,如平仄判定、對聯書寫等,又該作何處理?能否大幅度挪移詩詞界或書法界的成果,其中的尺度和底線又在哪里?聯界有沒有屬于自己的思考和貢獻?將對聯教材取名《對聯文學》或《對聯文化》意在突出什么?“文學”“文化”二詞,到底所指為何?教材又該如何體現這種所指?讓學生背誦對韻,到底是使用平水韻好還是普通話新韻好?“事能知足心常愜;人到無求品自高”(清代陳鍔)與“雙手劈開生死路;一刀割斷是非根”(傳朱元璋)兩聯,前者太老成,后者太俚俗,將此類“名作”寫進中小學教材,真的妥當嗎?
太原師范學院書法系的對聯課堂
第二,教材與個人專著、論文不同,它要體現學術界的已有成果和共同認識。對聯學是一門建設中的學科,有不少觀點和文獻有待論證和證實。在編寫對聯教材尤其是中小學對聯教材時,盡量不將尚不成熟的見解、未得到公認的材料,直接納入其中。在入編編者自己的聯作和一般化的聯墨時,即使有說得過去的理由,也要在數量上有所控制。所以提出這樣的建議,主要是為了保證教材的相對穩(wěn)定性和權威性。事實上,在互聯網時代,編者完全有條件放眼全國,追蹤前沿,尋覓到經過積淀的意見、被證實的素材以及更合適的聯作聯墨。這需要眼力,但更需要態(tài)度。只要編者態(tài)度誠懇,素養(yǎng)合格,這第二點要求,即在體現學術界已有成果和共同認識方面,并非可望而不可即。筆者如此饒舌,并非認為對聯教材一成不變,不能有其新穎性、獨特性。一部新穎而獨特的教材,與一篇同樣性質的論文一樣,永遠都會受到使用者的歡迎和同行的敬重。這里只是強調,相對于論文、著作等更為個人化的成果,教材的基礎性、服務性功能更為突出。也因此,作為編者,我們應舉輕若重,有獅子搏兔的精神,不要因為自己的匆忙和粗疏,給受教者埋下發(fā)育不良的種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