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籍是魏晉名士,主要生活于曹魏時期。其父阮瑀是“建安七子”之一,而侄子阮咸則與他同列“竹林七賢”,并稱“大小阮”。阮籍博覽群書,才華橫溢,且長得容貌魁偉,一表人材,生性不羈,追求真我,但也懂得適時隱忍,喜怒不形于色,所以他在那個“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的時代得以幸存下來。阮籍做事慣于全身心投入,看書也好,游山玩水也罷,總能沉醉其中,自得其樂,尤喜莊老之學(xué),彈琴長嘯,喝酒作詩,無所不能。
他本來也是胸懷大志,怎奈魏晉之際,政局多變,為求自保,不得不酒隱人間。論喝酒,他倒真喝出了一般人達(dá)不到的境界。權(quán)臣司馬昭為了籠絡(luò)人心,曾想納阮籍之女為兒媳婦,結(jié)果他連醉六十天,讓來人根本說不上話,最后只能不了了之。鐘會也三番五次問他對時事的看法,本想因言以治罪,阮籍同樣借醉得免。聽說步兵廚營人釀得一手好酒,且藏酒甚豐,阮籍主動謀職步兵校尉,天天酩酊大醉。更夸張的是,生性至孝的他,母親去世時,正與人下棋,他堅持要與對弈者下完,然后一口氣喝了二斗酒,一聲哀號,吐出幾升老血。及至下葬之際,又喝了二斗酒,又是摧肝搗肺的一聲哀號,又吐了幾升老血,把自己搞得哀毀骨立,直教聞?wù)邆,見者垂淚。想來喝酒也是需要天賦的,阮籍體內(nèi)的解酒酶一定很發(fā)達(dá),否則,這么個喝法,早把自己給喝死了。
雖然不拘禮教,放浪形骸,但阮籍心思其實十分縝密,大是大非問題上,他清醒得很,所以平日“發(fā)言玄遠(yuǎn),口不臧否人物”(《晉書》),讓人抓不住他的把柄。他也先后擔(dān)任過尚書郎、參軍、關(guān)內(nèi)侯、散騎常侍、東平相,乃至大將軍從事中郎之類的官,但無論是他勉強(qiáng)應(yīng)召、被迫出仕也好,刻意酗酒、稱病辭職也罷,都無非是為了避開權(quán)力的風(fēng)暴眼,不違本心,遠(yuǎn)禍全身。他內(nèi)心很憋屈,充滿矛盾、痛苦與悲憤,只能通過喝酒、彈琴、作詩、長嘯等方式來解壓釋懷。他蔑視禮法,對禮俗之士以白眼對之,而對雅如嵇康者,則見以青眼,這何嘗不是對道貌岸然的統(tǒng)治階層的有力諷刺?一句“禮豈為我設(shè)邪”可謂看透了當(dāng)時禮教的虛偽本質(zhì)。他的種種看似荒唐之舉,比如獨自駕車,信馬由韁,途窮之際,痛哭而返;或者醉臥當(dāng)壚賣酒的鄰家少婦身邊,彼此不嫌;又或放聲長嘆“時無英雄,使豎子成名”,其實也正是他“外坦蕩而內(nèi)淳至”的赤子本色之體現(xiàn)。
《首陽山賦》是阮籍的一篇辭賦佳作,據(jù)賦前小序交代,賦文創(chuàng)作于正元元年(254年),當(dāng)時他正擔(dān)任大將軍司馬師的從事郎中。這一年堪稱多事之秋,先是中書令李豐聯(lián)合幾位官員試圖發(fā)動政變,廢除司馬師而改立夏侯玄為大將軍,可惜事敗,數(shù)人皆被司馬師誅殺并夷三族。繼而張皇后被廢,皇帝曹芳也被廢為齊王,高貴鄉(xiāng)公曹髦被立為傀儡皇帝,改年號嘉平為正元,司馬氏大權(quán)獨攬,而曹氏政權(quán)已風(fēng)雨飄搖,接近尾聲。正是在這一背景下,阮籍寫下了此賦。至于首陽山到底在哪里,歷來有不同的說法,甘肅說、陜西說、河北說、山東說、河南說、山西說等等,似皆各有所據(jù)。有學(xué)者結(jié)合史實及漢魏以來眾多名士所作的首陽山詩文,根據(jù)里面描述的首陽山地理環(huán)境與方位綜合考量,認(rèn)為河南偃師的首陽山才是真正的伯夷、叔齊餓死之地。毫無疑問,阮籍賦中所說的首陽山,也是指此,彼時,他正在洛陽的大將軍府任職,能夠于南墻下北望的,舍此無他。
賦文開篇寫道:“在茲年之末歲兮,端旬首而重陰。風(fēng)飄回以曲至兮,雨旋轉(zhuǎn)而瀸襟。蟋蟀鳴乎東房兮,鶗鴂號乎西林。時將暮而無儔兮,慮凄愴而感心!
在歲末某月上旬一個風(fēng)雨飄搖的傍晚,蟋蟀鳴叫,杜鵑哀啼,凜冬將至,眾芳搖落。寥寥數(shù)句,可謂因境起心,情景交融。這也是對當(dāng)時險惡政治環(huán)境的影射。作者身披系帶斷絕的蓑衣出門,一邊遐想一邊嘆息,想要將自己的衣冠整頓一下吧,卻遭到眾人的嘲笑,這讓他內(nèi)心又平添了幾分舉世無儔的孤寂。身懷高潔的他終究還是羞與眾人為伍,選擇了遺世獨立的姿態(tài)。他抬頭遠(yuǎn)眺首陽山,看到了雖然茂盛卻東倒西歪的樹叢,這不正是凡夫俗子的丑行媚態(tài)么?“下崎嶇而無薄兮,上洞徹而無依。鳳翔過而不集兮,鳴梟群而并棲”,首陽山的景色在作者眼中一點都不美好,崎嶇不平,土石裸露,因為沒有嘉木,鳳凰飛過也不會選擇棲息,只有成群的梟鳥聚集,足見生存環(huán)境的惡劣,這不正是作者身處的那個社會時代的真實寫照嗎?
接下來,作者對伯夷、叔齊的評論也是大膽而一針見血的。“飏遙逝而遠(yuǎn)去兮,二老窮而來歸。實囚軋而處斯兮,焉暇豫而敢誹?嘉粟屏而不存兮,故甘死而采薇。彼背殷而從昌兮,投危敗而弗遲。此進(jìn)而不合兮,又何稱乎仁義?”鳳凰高飛后,只剩伯夷、叔齊二人窮途末路來投奔,想想你二人本是商臣,為了避紂才來投奔西伯,好不容易安頓下來了,又要阻止武王伐紂,阻止不成,竟不食周粟,采薇而餓死,這仁義的觀念何以如此矛盾?“肆壽夭而弗豫兮,競毀譽以為度。察前載之是云兮,何美論之足慕”,你們不顧死活,一味追求后世清譽,賤生而貴名,從道家的角度而言,何嘗不是“烈士殉名”的功利之舉呢?看看古賢對你們的贊美,真那么值得羨慕嗎?如果說道之所往在于清虛靜默,不求聞達(dá),那又何必作歌以自顯其賢呢?與其激憤發(fā)聲,倒不如致虛守靜的好。賦文末句不止是對夷齊二人的品評,也是作者以此自勉啊!
伯夷、叔齊確如孔子所言,不念舊惡,但它真的可取嗎?值得商榷。好比同樣是報怨,世人多認(rèn)為一定要以德報怨,或者以直報怨,抑或以怨報怨,其實都失之以偏,其實采取什么樣的報怨方式,是需要因時、因地、因事、因人而異的。對那些后果輕微的無心之過,不妨大肚包容,而對那種蓄意而為的犯罪行為,則必須嚴(yán)懲,過多的寬容就是在縱容,對惡人的仁慈,就是對善良的殘忍。道德仁義是一種自律,適用于志行高尚的人,當(dāng)一個人無法做到自律時,空談道德仁義已沒有任何作用,那就只能通過強(qiáng)制性的他律來進(jìn)行約束。微子、箕子和比干,這殷末三仁的下場不就可以說明問題么?筆者曾作詩云:“箕子佯狂微子隱,三賢異路不違仁。只憐德義多愚弱,無礙昏君盡害臣!币凝R固然有其高風(fēng)亮節(jié)之處,比如謙讓王位,但不食周粟的邏輯是有問題的。既然已是周朝的天下,粟固然是周粟,首陽山上的一草一木不也都屬于周嗎?土是周土,木是周木,水是周水,薇也是周薇,連空氣都是周的,若按此潔癖,何必再采薇而食,直接消失得了。其實二人要做的,只是不仕周朝,不食俸祿即可。對此,筆者亦曾有詩詠及二人云:“常棣相謙確是賢,惜君迂腐實堪憐。果言害義餐周粟,何必采薇共戴天?”
至于夷齊二人反對的以暴易暴,同樣要辯證看待?v觀歷史,從黃帝時代就早已經(jīng)開啟了武力爭奪天下、“槍桿子里面出政權(quán)”的局面。后世炎黃子孫大都“子承父業(yè)”,沿襲了暴力奪權(quán)的思維慣性和建國模式。即便所謂的“禪讓制”,充其量也只是帶有世襲色彩的“內(nèi)禪”。按照司馬遷的說法,“自黃帝至舜、禹,皆同姓而異其國號”,也就是說,帝位傳來傳去,也無非是在黃帝的同姓血族之中流轉(zhuǎn),子賢則傳子,子不賢則于同族之中擇其最賢明者立之。至于堯舜禪讓,不僅孟、荀、韓非等多有質(zhì)疑,梁啟超更是撰有《堯舜為中國中央君權(quán)濫觴考》一文。在他看來,自黃帝至大禹,是“豪族帝政”時期,等到大禹憑借治水大功而震懾天下,君權(quán)已趨雄強(qiáng),“禹傳子,家天下”的君主世襲制格局自然順勢拉開了帷幕。一如筆者從前詩云:“堯傳虞舜舜傳禹,舜讓丹朱禹讓均。世襲誠無萌蘗者,如何兩帝力辭身?”至于三代以下,朝代更迭,更是罕有不通過武力或者以暴力為基礎(chǔ)相要挾來進(jìn)行奪權(quán)的。歸根結(jié)底,后天人性多欲,本兼善惡,世俗社會,純粹道德不足以治世,自律與他律,相輔相成,黃老之學(xué)所主張的“刑德并用”,或許才是最對治于大眾人性的中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