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掖,乃河西舊郡,絲路名垣,自古多元往來,人文昌盛。尤其是享譽海內(nèi)的邊塞詩文,其出于張掖者,不乏津梁,就像那《甘州令》的詞牌,每每教人沉醉。
邊塞詩歌肇啟于漢,顯赫于唐,而至于唐時,律詩方成氣候,受四聲屬對影響,楹聯(lián)這種對仗文學方才處于萌芽時期。故而遺憾,在途徑張掖的那一串串盛唐駝鈴聲中,有七言、五言的歡唱,有詞牌、曲牌的高吟,卻少了兩行文字的烘托渲染。唐宋以降,盛況落幕,特別是經(jīng)濟、文化、政治中心的南移,令昔日的絲綢古道,鮮有了那夾道而來的千疊萬唱。留在這里的詩文少了,尤其是名家力作少了,包括此時日漸起步的楹聯(lián)文學,亦是罕有佳作傳世。故而陶琦君浸淫甘州史志文獻數(shù)載,多方苦苦搜尋,也難覓元明,乃至清早期聯(lián)作之二三。這是歷史的遺憾。然而歷史不容假設。任一文體都有其萌生與發(fā)展的背景土壤,誰都無法左右。我們倒不如換個角度,翻開這部《張掖對聯(lián)》,反而會慶幸,得益于陶琦君的不懈努力,讓我們從中看到了張掖這個絲路重鎮(zhèn),與楹聯(lián)這個國粹藝術(shù)的美好交集,為我們開辟了一片屬于張掖的楹聯(lián)藝術(shù)園地。盡管上面的林木算不得十分茂密,但一副副傳世佳作亦如一棵棵挺拔俊秀的嘉木,讓我們至今得以窺知張掖數(shù)百年來,楹聯(lián)文化之風貌。
在這片園地,我們不妨擷取幾株奇異的花木來一一品賞,也藉此來梳理張掖楹聯(lián)文化的大致特色。
一方面是楹聯(lián)歷史積淀深厚,而題署楹聯(lián)最為“花木繁密”。楹聯(lián)有勝跡、堂署、場所、時令、題贈、戲謔、技巧及婚喪壽喜等諸多分類,大抵題寫或刻掛于某場所或建筑、區(qū)域的楹聯(lián),均可列為“題署”一類;蛟S是因為張掖獨特的自然與人文境況,其境內(nèi)“甘泉觀魚”“祁連積雪”“黑河夏漲”“南湖春曉”“馬蹄靈湫”“古塔疏鐘”……處處都為兩行楹聯(lián)的特長發(fā)揮提供了用武之地,因此傳世佳作中,題署類最多。如大佛寺、馬蹄寺、提署花園等,都不乏名家精品。諸君可慢慢品賞,再不贅述。而我也仔細留意有關史料文獻,關于同日常俗事相干的春聯(lián)、挽聯(lián)、壽聯(lián)、婚聯(lián)等,則鮮有傳世佳作。只是在前人詩稿中見到一句“言書吉字春宜帖,門換桃新洗舊符”(《新修高臺縣志》),可知新春貼換桃符(春聯(lián))的習俗在這里早已盛行,但不知何因,卻少有作品被整理傳遞下來。這也給我們留下了今后可供繼續(xù)開掘的資源。
另一方面是外來之作“錦上添花”,本土士人承傳有序。作為邊塞鎖鑰,張掖人才往來一度也很頻繁。楹聯(lián)文學興起于明代中后期,興于清,盛極于清中晚期,此時,西北相對閉塞,江南文風則相對鼎盛。一些仕宦文人通過履職、宦游等各種緣由來到張掖,以楹聯(lián)為注腳,為推動這一絲路古邑的創(chuàng)作繁盛,貢獻了一臂之力。這一時間段,游歷于張掖的外省名士如李漁、林則徐、蔡金臺、廖樹蘅、潘齡皋、查之屏、陳澍、張?zhí)棺h、于右任等,以及本省名士慕壽祺、巨國桂、黃文中、裴建準等,都曾有所作用。
例如被列入中國古代聯(lián)家“第一梯隊”的李漁李笠翁,這位清代江南文士的代表之一,也與張掖有著一段不可不提的邂逅。
清康熙年間,《紅樓夢》原型人物之一的靖逆侯張勇,曾在張掖任甘肅提督。當時朝中王公貴族,流行請名士為自己設計園邸!而櫻┮蚓売洝吩唬骸爱攪醵κr,王侯邸第連云,意侈締造,爭延笠翁為座上客,以疊石名于時!睆堄乱膊焕,他不惜代價,請李漁千里迢迢來到張掖,為其修建“一園”。此園亦名“甘園”,花泉疊石,經(jīng)李笠翁巧手經(jīng)營,為河西園林一時翹楚。只是資料有限,未見當時所題之聯(lián)。近代張掖名士袁定邦在《張掖名勝古跡紀要》中寫道,“一園為提署之園,新中國成立前改稱甘園”。而在李漁若干年后,湘人周達武、李壽芝仿照李漁所建“一園”,又在一旁修建“又一園”,“園廣約十余畝,景色清幽,風光宜人”“閣中多名人墨跡”,園外有一聯(lián):“問何人載酒而來,好山好水盡共詠嘯;助此地讀書之樂,一花一草皆是文章”。園中還有“坐風亭”,亦有聯(lián)曰:“在旁有橋,一水瀠洄新雨后;其形如笠,四圍空翠夕陽中”。我們可以通過“又一園”想見“一園”,風景應當如斯。熟知張掖的人都知道,張掖濕地遍布,有“一城山色半城葦”的說法。這恰為廊亭修造提供了有利條件,故而張掖諸多名勝聯(lián)中,圍繞濕地湖草著筆的聯(lián)語,最委婉動人,難怪于右任會說“轉(zhuǎn)到甘州開口笑,錯認江南”。
在這片水域,我們還可以找到“肖虹亭”的印跡,這也是提督署花園的一部分,或許某處階石正是當初笠翁遺物。清人廖樹蘅為“肖虹亭”題有三聯(lián),歷來引用頻繁。一是“居延在北,祁連在南,四郡襟喉歸攬結(jié);旅宿非舟,陸居非屋,三山樓閣浸虛光!倍恰皹鋼u蒼空,云氣暗遮樓閣;園據(jù)綠水,月明如坐瀟湘。”三是“雄劍倚層云,貔貅夜嘯天山月;大旗招落日,鼓角霜嚴敕勒秋!边@些聯(lián)文,上承邊塞詩詞的風脈,極盡絲路豪情,亦不失張掖這一“絲路明珠”有類于江南的風情。聯(lián)中“瀟湘”二字是寫實。作者廖樹蘅,字蓀畡,湖南寧鄉(xiāng)人,人稱“珠泉先生”,曾在清末追隨湘軍提督周達武來甘,后來回到故里教書并辦實業(yè),還曾做過陳寅恪父親陳三立的私塾先生。
從李漁,到周達武、李壽芝,再到廖樹蘅,一片水域,就衍生出不少動人的楹聯(lián)故事。這些故事同張掖的人文地理融為一體,共同成為張掖楹聯(lián)文化傳承至今的“文化基因”。同時,得益于古城張掖千年而來的文化熏染,又加之受到這些外來優(yōu)秀文化“因子”的滲透、互動,乃至沖擊與交融,張掖本土也成長了一批在詩聯(lián)創(chuàng)作領域頗有建樹的名家。從有清以來的曹清、趙致中、白冊侯、袁定邦等,到今天陶琪、王洪德、何茂活、王躍農(nóng)等,他們的“聯(lián)脈”,也是一脈相承的。
“張國臂掖,以通西域”,如今,借助一帶一路建設倡議,張掖的臂膀早已不止于通達西域。我們也慶幸,陶琦先生這部立足張掖楹聯(lián)文化的新著,能作為新時期張掖文化繁榮與發(fā)展的一臂之力,讓古老的楹聯(lián)藝術(shù)煥發(fā)出新的時代生機。忽然想改寫唐人陳子昂寫給張掖的一句詩,那不正是“邊地有芳樹,鶯聲又聽新”嗎?
戊戌立夏于皋蘭山下好聯(lián)軒